本文来源于基金会中心网

2021年2月3日上午，由基金会中心网、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谁在捐？怎么捐？捐给谁？’—《中国公众捐款》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会上发布了新书《中国公众捐款》，并围绕该书内容进行了深度解读。

背景介绍

中国公众捐款研究项目是中国首次针对公众捐款开展的大规模专题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从2018年底开始，经过两年的努力，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综合方法，围绕谁捐、怎么捐、捐给谁，对本土公众捐款特征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全面扫描。该项目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基金会中心网统筹协调。

作为该项目的成果，《中国公众捐款》一书已于2020年12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韩俊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邓锁、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马剑银、中央财经大学助理研究员杨怀超、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助理教授齐从鹏、北京大学硕士石秀博、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赵小平、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林红、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助理教授胡英姿、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俞祖成、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刘逸凡。该书旨在扫描中国公众捐款图景的基础上，透过大量宝贵数据和行业案例，启迪政府决策部门和非营利实务界的日常工作，倡导公众更加理性和稳定的进行捐款，在施受之间架起桥梁。

发布会详情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慈善合作与发展团队Victoria Vrana副主任，美国连线）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慈善合作与发展团队副主任Victoria Vrana在新书发布活动的开场致辞中说：《中国公众捐款》（Everyday Giving in China）项目不仅创建了研究中国公众捐款的数据库，还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日常捐款的画面，为世界了解中国慈善的公众参与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Victoria还提到，中国的互联网捐款蓬勃兴起，展现了强大活力。互联网日益成为捐款的重要渠道，其创新将为其他国家提供重要借鉴。另外，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中国和印度在公众捐款的异同性比较研究也将呈现出很多有趣的发现。

随后基金会中心网执行副理事长兼总裁程刚及场地提供方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办公室主任殷嘉、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办公室学术总监Ethan Michelson，也对线下线上观众表示欢迎并对本次研究成果的致以祝贺。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韩俊魁教授）

作为该研究的总协调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韩俊魁教授首先对该研究的各支持方以及研究团队表达了敬意与感谢，接着对《中国公众捐款》一书的研究背景、内容界定以及未来展望等进行了介绍。他提到，此次研究的核心术语是公众“捐款”而非“捐赠”。作为一项基础研究，该书在行业突破、研究框架、方法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在结论方面，有些发现，诸如捐献时间和捐赠金钱的正相关关系等，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有相同之处，但也呈现出很强的中国特点。最后，韩教授还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对捐款与慈善、扩大研究地域、捐受关系以及跨文化比较等要予以关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邓锁副教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邓锁副教授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对京、浙、吉、赣、川、甘等6省市4404份样本数据的统计结果进行介绍。邓锁副教授指出，调查样本中32.54%的人在2018年度有过捐款，公众平均捐款金额为109.39元。超过半数的人通过网络互助和求助平台捐款，近三分之一直接指向受益人，向慈善组织和指定网络公募平台捐款的比例分别只有16%和8.9%，显示传统的求助互助理念乃是中国公众捐款的重要驱动力。捐款流向的领域以医疗健康、减灾救灾、扶贫发展为主，捐赠对象前三位分别是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和老年人。研究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公众捐款有较强的正相关，不过以捐款—收入比来测量，低收入人群反而呈现出更高的捐款慷慨度。最后，志愿服务参与度与捐款行为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

《中国公众捐款》一书中的定性研究部分由5个组织或平台案例组成。发布会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林红博士（由韩俊魁代为宣读）和自然之友公共筹款部叶丹丹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马剑银副教授和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鲁梅花助理秘书长；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助理教授胡英姿博士和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姜莹副秘书长分别从“公众月捐的双重性”、“互联网募捐平台及其规范治理”、“基金会互联网筹款模式”三个话题出发，为大家详细解读案例研究的部分内容。

该发布会还邀请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教授、上海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负责人叶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刘培峰教授、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谷青作为点评嘉宾。他们分别对《中国公众捐款》一书进行评析。四位嘉宾充分肯定了本次研究成果的重大意义和创新价值，同时也希望继续挖掘数据，并强调继续开展此项研究的必要性。谷青还强调了将此书推介到英文世界的重要性。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郝睿禧）

在结束致辞阶段，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郝睿禧，基金会中心网执行副理事长兼总裁程刚做总结。郝睿禧对整个研究团队和所有参与方表示了尊敬与感谢，同时表示：“公众捐赠已经逐渐成长为独立的话题和版块，呈现在中国慈善事业的版图上。希望更多基金会和研究者都加入进来，群策群力，让公众捐赠的系列研究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再上一个台阶，让数据和研究助力公众捐赠的发展”。

（基金会中心网执行副理事长兼总裁程刚）

程刚表示，这部著作其中有很多亮点，希望能通过翻译让发达国家更真实全面地了解中国慈善。他非常期待这样观察视角能够得以持续，通过大家共同努力，使此项研究变成中国常规性系列著作。

（线下会场嘉宾合影）

报告主要结论

下文资料摘选自于“善达网”整理推文

谁在捐款

（1） 39.31%的个人曾在过去三年里捐过款，过去一年(2018 年度)的比例为 32.54%。这一比例比国内已公开的相关研究数据略高，但远低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公众捐款比例；

（2）2018年中国公众日常捐款的总金额约为1526.35亿元。这一数额约占当年GDP(90.03万亿)的0.17%，显然这一比例较一些发达国家很低;

（3） 在已捐款的被调查者中，30.08%的年平均捐款为50元及以下，55.41%的捐款者的年平均捐款为100元及以下，只有9.63%的捐款者年平均额度超过 500元；

（4）一般认为政府动员公众捐款的力量很强，但统计结果中职业对捐款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公众对于捐款动员方的官方或民间组织的性质并不敏感等因素有关；

（5）学历、收入和公众捐款数量有显著相关。但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在捐款方面更加慷慨；

（6）个人日常捐款和志愿者经历高度正相关。捐赠人群中志愿者的比例比非志愿者高出两成。在捐赠频次层面,志愿者过去一年的平均捐款频次比非志愿者约高出0.5次；从捐赠金额来看，志愿者过去一年的捐款金额要比非志愿者高200余元，高出了八成左右；

（7）对慈善组织信任程度越高，公众捐款的可能性越高，个人日常捐款数量越多，公众未来的捐款意愿也越高。

为什么捐款或不捐?

（1）在为什么捐款的评价中，前三位最重要的原因分别是“有余力者应该帮助别人”(60.2%)、“被救助 或募捐的信息所感动”(36.6%)以及“捐款体现了公民的责任”(18.4%)。也就是说,内在价值的实现是公众捐款最重要的动因。

（2）非捐款者则倾向于淡化个体内在价值层面的影响，转而强调自身经济条件、身边氛围的影响、组织的可信任度或社会政策等客观环境的制约。如“没有足够的钱进行捐赠”(50.70%)、“不能辨别求助信息的真假” (42.80%)、“周围的人很少捐款”(29.70%)、“担心所捐款项不能得到合理使用”(25.10%)、“捐款解决不了多大问题”(22.80%)、“没有相关的求助或募款信息来源”(17.20%)、“没有方便可靠的捐助途径 和平台”(15.30%)以及“不相信募款的慈善组织或机构”(11.50%)等。

（3）捐款者对国内捐款环境满意度要高于未捐款人群，持续捐款人群不论是对国内捐款环境满意度还是对个人捐款行为满意度都明显高于未持续捐款人群。

（4）过去12个月内，仅有极少部分(1.4%)捐款者明确表示享受过税收减免政策。

综上所述，正向推动公众捐款的因素包括收入、志愿服务经历和组织信任程度等。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形差别不大。而导致公众不捐款的情况显然不同，即中国公众捐款的政策、组织、交往圈等环境还亟需改善。在假定非捐款者收入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善捐款环境、提升慈善相关信息的透明度与可信度和加大倡导力度等应该是提高公众捐款水平的有效途径。

捐到了哪里？

（1） 55.5%的捐款人选择了网络个人求助和互助平台，32.40%的直接捐给了受益人，16%的捐给了慈善组织，捐给单位或集体组织的比例为15.4%,捐给指定网络公募 平台的捐款比例为 8.9%;

（2）公众捐款对象最多的依次是儿童青少年(41.10%)、残疾人(17.00%)、老年人(14.00%) 和妇女(6.00%)；

（3）接近60%的受益对象为陌生人，而捐款对象是熟人的比例为31.6%;

（4）医疗健康、减灾与救灾、扶贫与发展是中国2018年度公众捐款的最多三大领域，分别占 50.90%、15.40%和11.70%。

综上所述，不管是捐款流向、捐款对象还是捐款领域，都能明显看到中国公众捐款带有很强的救济扶弱取向，即偏重于生存和救助性而非发展性的需求回应，这与发达国家公众捐款行为有较大差异。

怎么捐？

（1）从前文亦可发现，互联网成为日益重要的捐款管道，选择直接捐给受益人的捐款比例也很可观，存心善堂以乡镇为基础的义工队依靠微信圈捐款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直接捐给受益人很多也是通过互联网等社交媒体来实现；

（2）一般而言,捐款的规律性越强，慈善事业越稳定。例如，月捐人数越多,说明组织粘性越强。组织粘性越强, 对组织化慈善的支撑能力越强。日捐更是如此。而且, 规律性捐赠对于塑造共同体和增加社会资本非常重要。但实际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访者捐款行为的规律性很弱,仅有1.9%和1.1%的被访者分别表示每季度都捐和每月都捐。上海联劝和自然之友这两个案例，也说明月捐方式在中国仍在探索之中。这说明这一领域大有作为。而我们在调查存心善堂时就发现有不少人选择月捐和日捐。这与民间信仰中的慈善文化沃壤有重要关联。

（3）在捐款方式方面，“通过网络个人求助或互助 平台捐赠”的比例最高,达55.5%。其次，选择非常传统的“直接捐给受益人”的比例为 32.4%。再次,通过“直接慈善组织捐款”的比例是16%，通过“单位或集体组织捐款”的比例也较高，为15.49%。

捐之后？

（1）调查显示，51.10%的捐款者在捐款后不会特别关注后续信息，仅有 31.80%的捐款者在捐款之后关注受益人的状况是否得到改善，20.60%的关心所捐款项是否得到合理使用，7.8%的捐款者关注受益人和受赠组织的感谢回馈。

（2）当调查到被访者是否会主动搜寻各类求助或募款信息时，只有3%的捐款者表示会主动搜寻，65%的被访者从不主动搜寻相关信息。这说明捐款者—受赠组织—受益人之间的纽带和良性循环仍比较脆弱。培育理性的公众捐款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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