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公益论沙龙——中国式联合筹款有什么新的发展思路”中嘉宾的分享。

分享人：罗海岳  字节跳动公益运营负责人            

               彭艳妮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卢玮静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

在中国现有的政策环境下，并非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都能进行公开募捐，公募资质是一个稀缺资源。“公募分享型”联合筹款模式是这一制度体系的产物，公开募捐的合法性身份是这一模式的起点。

在互联网筹款平台兴起之前，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各圈层交集不多，基于分享公募权的联合筹款只是零星出现，但2015年之后，腾讯 99 公益日改变了行业格局，平台的流量红利与便捷的点对点筹款技术，将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与一线组织从各行其是的轨道上卷入其中，自此，“公募分享型”联合筹款模式一飞冲天，一跃成为国内最主流的联合筹款模式。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此前更多地集中在合法性身份与资源层面的竞争已经进入尾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基于议题价值、专业性、公信力的竞争将成为更重要的内容，“公募分享型”联合筹款模式也到了需要作出改变的关口。

价值：

公募机构向一线组织分享公募权，再通过头部几家互联网筹款平台的一些偏中心化的资源分配方式，让大部分资源集中在大机构手里，这符合下效率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由此形成了我们现有的公益筹款生态。

这并不必然是好事或者是坏事，这是一个中性化的事情，是一个历史阶段。

一方面，“公募分享型”联合筹款模式创造了新的发展的机会。公募机构会在新的市场环境下试错，这些机构相对体量大，人员多，成本也更充足，有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有能力帮助很多草根机构去探索新模式。当大机构总结出一些经验了以后，输送给网络的伙伴，许多公募机构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服务。

此外，公募机构能为生态网络里的伙伴提供基础设施，诸如财务，管理咨询，项目执行，也许还包括仓储物流等各方面，能形成集成效应，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集成效应，许多成本是小机构难以承担的。

同时，这一模式也给很多小机构提供了一些配捐，一些额外的资源。

因此，理想的情况下，大机构可以通过“公募分享型”联合筹款模式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更高效地服务更广泛的生态网络，并很好地连接互联网平台跟一线机构。这是“公募分享型”联合筹款模式的价值所在。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实的情况未如理想，许多公募机构在享有规模化红利的同时，并未为其他机构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问题：

目前，许多公募机构只是简单地“出租”自己的公募权，没有组织能力培训，没有提供项目的指导，或者别的支持或服务。与之合作的小机构需要动用自己的资源去筹款，而得不到太多帮助。

但是，一线机构辛苦筹得的钱，却要进入公募机构，让公募机构的资金盘子得以做大，而成功把盘子做大了的公募机构，往往又能得到互联网筹款平台给予的、对于公益机构而言非常宝贵的非限定性资金，公募机构可以利用沉积的资金进行保值增值的理财运作，因此形成了大量资金沉积在公募机构的局面。

而这些钱，本可以给到一线组织，让他们更好用于项目实施，或是机构发展、理财增值。但目前部分一线机构需要向公募机构申请“报销”的财务流程，使得他们完全没有资金运作的空间，甚至需要垫资执行项目。

在“公募分享型”联合筹款模式下，公募机构获得了资金成为了“枢纽”，但服务支持一线机构的力度却不够，这是目前存在的一大问题。

没错，在中国现有的政策环境下，公募资质是一个稀缺资源，但是，这种严格限制公募权的现状并不符合《慈善法》的精神。

慈善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依法登记满两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尽管由于缺乏操作细则等种种原因，申请获得公募资格的难度还比较大，但应该意识到，历史大趋势是向前发展的，应然之事，总会有兑现之日。

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时，很多机构、部门坐拥特权，仅通过倒卖批文就能发财，但在今天显然不行了。所以，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日后《慈善法》落到实处，单纯出租公募权的公募机构恐将退出历史舞台。

因此，公募机构应做更长远的打算，从现在开始就加强自己的品牌竞争力，需要去认真考虑一个问题：你要想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让更多小机构愿意跟你在一起？

出路：

如果把目前能见的联合筹款现象视为冰山上的一角，露出水面的部分大致有两个维度：

一是合法的身份，即公募资质的问题；二是资源，很多机构借助联合筹款，不管是腾讯99公益日也好，其他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也好，一定程度上都带来了流量或资源。

但冰山底下东西是更重要的。

过去七八年，行业的竞争更多集中在合法性身份与资源层面的竞争，现在正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公益项目要更加下沉，更接近社区，更接近于实际需求，最终看谁能更有效地回应社会问题。如果公益行业转向这个层面的竞争，合法性身份和资源就不再是最关键的问题。

要完成这个转型，目前冰山下有三个要素是需要挖掘的。

一是议题价值链上的共同体，多家机构共同进行一个筹款，是一起去回应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二是专业性。一个公益机构有没有本事有没有能力去系统化地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或者回应一个社会需求？公众为什么会信任地让一笔钱进入到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又基于什么原则来分配资源？

三是公信力。一个公益机构如何去调动更大的社会化的参与、建立社会信任，让更多的人卷入到某一个议题中？这个时候的筹款也许意味着有效的传播，意味着价值认可，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一个建立了社会信任的公益机构就像一脚踩在了坚实的大地，站在了解决问题的位置上，再去考虑如何提高行动的效能。

国际上的联合筹款，本质上就是基于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以及搭建信任的基础，从一开始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议题。

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信任的建构，跟国际上有很大区别。我们需要去构建一个新的信任关系，这个信任关系不是因为我们是朋友圈里面的朋友，而是基于公众对一个公益议题的认可度，然后来建立一个新的信任关系。

未来，联合筹款不是靠流量带来的信任，或是特殊关系带来的信任，而是基于人们对议题的认同，对专业性的认可，在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系里建立信任，并在这个格局下开展联合筹款，这必然是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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