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捐”，慈善捐赠中的一个术语，大多数时候出现在每年互联网公益节日的规则与战报之中。而在最近，它成为大众媒体的热门话题，陷入了舆论的暴风眼。

随着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9958大病救助项目中的骗局曝光，“配捐”与“诈捐”“套捐”扯上了关系，成为了公众质疑的对象。由此，这个原本初心向善、带着行业创新使命的模式，也被业界重新打量。

配捐的本质是什么？它存在的合理性为何？有无可能在它和“套”“诈”之间做有效的隔离？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它的存废？ 

配捐是一个舶来概念。配捐，即匹配捐赠，一般是指个人配捐者向某个非营利组织捐款之后，企业以约定好的比例向相同机构再捐赠一笔钱。这一模式首次出现在1954年，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企业基金会提出。根据这家企业的计划，各级员工乃至退休职工都可以参与配捐，每人每年可获取的配捐额最高可达5000美元，配捐比例为1:1。

很快，这一模式被广泛应用到了美国的大型企业当中，全方位囊括金融、能源、数码、互联网科技、日化、食品、生物制药等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包括微软、苹果、IBM、强生、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可口可乐等。90%以上企业的匹配捐款比例都是1:1；还有少数企业是0.5:1的稍低的比例；也有的企业配捐比高达2:1甚至3:1。

除此以外，一些企业还会为根据员工在慈善组织的志愿服务时长，向其所服务的慈善机构提供相应的定向补助金，用于支持慈善机构运营，以及向捐赠人与志愿者提供服务回馈——这也被视为配捐的一种形式。

作为受助方的公益慈善机构，如果想要加入某个公司的配捐计划，需要根据公司基金会的公开信息指引，提交申请资料，在审核通过后，就可以被纳入到该企业的配捐范围。绝大多数公司的配捐范围都非常广泛，教育机构、艺术文化组织、社区慈善机构、环保机构、卫生健康慈善机构等都可申请。一般只有针对涉及宗教或政治强相关的组织，才会有一些申请限制。

2010年，配捐制度迎来了一次革命。出身金融行业的亚当·温格（Adam Weinger），在这一年创办了配捐界最大的信息数字化平台“倍捐”（Double the Donation）。创办这个平台的起因，就是他在前东家打工时，因为没有及时了解到企业的配捐计划，导致自己的捐款没能成功“翻倍”。于是，他决定创办这么一个信息平台，把各个公司的配捐计划全部收集起来，形成一个集成数据库，再提供一个搜索引擎。这样一来，捐款人可以轻松搜索了解就职公司的配捐细则，或者参考多家公司的配捐计划来影响自己的就职选择；慈善组织同样也可以通过搜索，直接了解哪家公司的配捐计划可以申请。

后来，倍捐平台又开发了根据条件自动匹配配捐公司和公益机构的产品，让配捐的申请、对接越来越简化与便捷。

配捐能够在慈善领域被广泛采纳、并且沿用至今，是因为它在“让人乐意花钱”方面的贡献。这个制度最初被创造出来，核心目的便是鼓励更多人参与慈善。个人捐赠者发现自己的小额捐赠，也可以为自己认可的慈善机构和项目募到两倍甚至三倍的资金，可能就会更主动地去做更多的个人捐赠。这样一来，愿意迈出慈善一步的人也就会更多。

这种模式也给予企业一个稳定地做捐赠、履行社会责任的渠道；与此同时，它也给予更多非营利组织获得捐赠、或者获得更大额捐赠的窗口。

围绕核心目标来看，配捐的开展落实的确富有成效。英国劝募平台The Big Give的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会因为配捐而更有捐款意愿；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因为能得到配捐，他们自己也在单笔捐赠里掏出了更多的钱；配捐也在调查中被选为“最能促使捐款者多捐钱”的因素。

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经有65%的公司设置了配捐计划。在企业所有流向慈善组织的捐赠中，配捐的支出约占11%，平均至每年约合28.6亿美元。最初发起配捐的通用电气，在2022年以配捐方式捐出了620万美元；如今成为企业慈善大户的微软，2022年员工慈善捐款额（含公司加入的配捐）为2.55亿美元，流向了3.2万多个慈善组织。

配捐在国外做得风生水起，进入中国后也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到了近几年，为什么会出现水土不服之感？

虽然都称为“配捐”，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外所做的配捐起源不同，实质上不能简单归为一种模式，国内的配捐也并非国外版的复制品。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它们是）两码事。我们说的国内的配捐，其实前面是有个隐含的定语，叫‘互联网’配捐。”

国外常见的配捐是在工作场所开展的、由企业为员工支持的慈善组织配捐，互联网时代后，也开始出现了个别互联网筹款平台为平台上的项目配捐的形式，但并非主流。在传统的工作场所配捐，或由慈善组织自身向大额捐赠人筹集的承诺配捐模式中，个人、企业分别向慈善组织捐赠的钱不通过第三方，接受捐赠的组织也分别对这两方直接反映与负责。“配捐这个模式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有了。国外的慈善机构，因为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它的筹款能力发育得很成熟了，所以互联网兴起之后，它只不过是换了一种筹款渠道和路径。比如他们会在Facebook上链接自己的配捐入口，但并不是说他们要依靠社交媒体的力量来做配捐，平台更多是给他们提供了工具。而真正作为筹款主体，要去做很多资源动员的事，这些事情仍然是机构自己来负责。”叶盈这样解析。

而在国内，虽然也有工作场所的配捐，但多是在中国的外企在做。国内大体量的、受关注的配捐，主要是腾讯公益从2015年开始，与99公益日同步上线的互联网配捐模式。后来，支付宝公益等其他互联网筹款平台也开始采用类似制度。

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邓国胜曾经这样阐述互联网公益在推动“人人慈善”方面的角色：“从上世纪末到现在，国内公众参与慈善的程度始终不高，基本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所以，怎么去激励公众参与慈善，一直是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瓶颈。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国公众广泛参与的小额捐款才开始被带动起来。可见，通过互联网公益平台来推动个人捐款，有它的必然性和创新意义。”

也是因为互联网大厂的下场，把个人捐赠占比从2014年11%的低谷拉高至30%左右。

为了快速激励更多人成为捐赠者，2015年，腾讯基金会决定拿出9999万元，在9月7日至9日三天内以配捐的方式全部消耗完。当时的规则还比较简单直接：腾讯基金会以1:1配捐每一笔捐款，直至资金池消耗完毕，单笔捐款的配捐以999元封顶。这也意味着，只要行动够快，配捐很容易就获得。在这样的规则下，公益组织完全可以自己“捐”给自己，来薅腾讯的羊毛。而作为企业的腾讯，很难控制配捐究竟会流向哪里、产生什么效果。

因此，第二年，腾讯为了提高拿到配捐的门槛，把规则修改为了三层：第一层，腾讯的1亿元配捐，每笔捐赠随机比例匹配配捐，类似于“拼手气”红包。不管有几笔捐赠，每人每天最多能累计从腾讯得到999元的配捐；第二层，其他企业提供的2亿元配捐，仍然按照1:1来配，上限同样是每人每天999元；第三层，两家爱心企业提供的三天共1500万元的资金池，这部分钱只为每晚9点筹款榜结算时，当日筹款排名前99的项目开放配捐。

99公益日，“为乡村学校建图书角”公益项目捐赠页面。

第一次修改规则时，腾讯似乎希望将一部分的配捐引到“事后奖励”的模式中。但这种奖励并非项目结项、评估后才为优质者给出的认可，而只是对于当日的筹款工作给予奖励，意在引导慈善组织更积极地自行承担动员工作、给整个公益节日带来更大的捐款额。

前两年中，有大量捐赠者给出单笔或多笔累计999元的顶格捐赠，以最大化地利用每天的配捐额度。到了2017年，腾讯再次修改规则，将随机匹配的部分改为了“并非每一笔捐赠都一定能获得配捐”（如网友A向某项目捐赠一笔999元，运气不好的话，也可能根本不会获得腾讯提供的资金池中的配捐，但企业的1:1配捐部分仍会正常匹配）。

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大量的刷单。这一年10月10日，腾讯在公号发布了《腾讯公益平台关于“99公益日”期间捐赠合规性核查结果的说明》，表示共查到捐款过快、疑似刷单的异常个人账户2.5万个，其获取的配捐资金超371万，在这笔资金中分走10万元以上的项目共23个。腾讯方面表示，将启动第三方独立审计与核查，重点调查这部分项目。另外，对于持续存在的机构挪用自有款项、拆单回流以套取配捐的漏洞，腾讯表示也将重点排查。

“因为涉及机构挪用自身善款进行套捐，需要对机构整体财务进行审计才能最终确定，但目前腾讯只能对在99公益日上线的单个项目进行调查，无法对机构财务进行审计，所以正在与有关主管部门沟通，进行联合调查。”当时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曾对媒体这样表示。

这样的一句话，反映了互联网配捐模式面临的一种困境。不同于国外直接的配捐，国内的配捐显然存在一个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并且第三方所扮演的角色太多，责任过于重大。审核项目、宣传推广项目、创新玩法吸引更多人参与捐赠、监督项目执行、公布数据作为反馈等等，平台要深度参与整个链条，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很关键，以至于责任往往超出平台对应权利的范围。而希望通过算法赋权的模式，又可能带来难以掌控的随机性。

叶盈认为，这其中存在“角色错位”的问题。“行业里面很多机构还是习惯把平台当‘政府’。作为一个体量巨大的筹款的公共平台，它没有办法以一己之力承担起对平台上所有项目的质量负责的义务。坦白来说，这是很难实现的。如果希望它实现，那平台注定只能变成一个少数机构才能去上的平台，但那实际上是另一种方向了，是类似于企业社会责任和资助型基金会的思路，那平台还是平台吗？”

叶盈认为，如果提高准入门槛，又会出现“草根NGO不被看见”的问题。在目前的现状下，腾讯只能把压力更多传递给公募基金会。“但如果公募基金会接受大量挂靠项目，甚至把自己视为一个通道的话，平台也很难全部发现其中的猫腻。”叶盈说。

每一年的99公益日，主办方都要对规则进行一次修改完善，试图补上互联网配捐制度里出现的漏洞，并对捐赠行为的大方向做新的引导。

2018年，腾讯在配捐中新加入了1亿元的非限定性配捐池，用于在公益日结束后，奖励那些“联动至少一家企业配捐合作的公益慈善类组织”。平台的意图是，把盘子做大，或许能少一些“抢捐”和“套捐”，慈善组织也说不定可以像海外配捐那样找到较为固定的合作配捐企业，从而把传统模式的配捐慢慢拉动起来。

2019年，非限定性配捐池规则再次细化，不仅需要联动配捐企业，还鼓励公益组织联动其他组织，再加上筹到的善款额、拉到的企业配捐额作为指标，对各组织做出综合排名，再对排前列者给予配捐奖励。

此后，这种分项配捐制度不断修改。在今年的最新版本中，增加了非配捐时段募资达标奖励，以及引入行业专家联合评估组的优质项目奖励。后者根据慈善组织在99公益日中表现的五个方面进行衡量：透明合规，即参与99公益日的公益项目进展发布情况及质量如何；动员是否有成效且模式健康；对于合作伙伴的筛选、项目审核等管理模式是否先进；是否对99公益日中的其他公益伙伴提供培训、督导等支持；公募机构是否对项目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监督方面，互联网平台也投入技术资源，希望增强自身防御能力。腾讯基金会副秘书长、腾讯公益平台负责人刘琴在近日接受财新采访时，也提到了公益团队联合企业技术部门搭建并迭代了AI风控模型，能够对平台上的所有捐赠进行监控、来分辨账户是否有类似“套捐”“刷单”等可疑的交易行为。

但目前来看，或许是落实的时间还不够长，不足以产生化学反应，这些改良与引导的尝试还不能完全修补漏洞。本次儿慈会9958项目爆雷事件中，柯某孝打着慈善募捐的旗号，诱导作为受助人的大病患儿家长投款，承诺用得来的“配捐”返款，但最终却没能兑现，柯某孝也卷款跑路，这是典型的违法套捐行为。

《中国慈善家》采访的几位公益实践者、慈善领域学者均表示，目前混入配捐制度的规模套捐、灰色产业链等乱象相当普遍。灰产把套取配捐额做成一门生意，而一些公益组织分辨不清其中是非，反而教唆捐款人甚至受助人入伙，以假捐款“薅平台的羊毛”。2021年，多家媒体也曾报道过一起和配捐乱象相关的诈骗案件：在2017年，河北燕郊燕达陆道培医院100多名白血病患者家庭遭遇了“慈善配捐”骗局，在地方医保中心门诊就职的王亚男以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配捐的名号，多次要求患者家长进行“自筹”，以“赚取配捐”，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上千万元被骗走。事件一直持续到2021年，家长们仍在与卷款者对峙，钱始终没能追回来。

有学者在采访中称，配捐中“问题多了去了”。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更是直言：“如果现实是背离公益原则、被坏人利用，那就要从根本上反省这个制度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造成今天沉疴积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首当其冲的仍然是法理的缺位：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并未对“慈善组织对特定个人赠款”的行为做出界定和规范。美国慈善法则明确禁止慈善组织向个人捐款，且指明这类行为所涉及的赠予金额不享受任何税收优惠。

其次，在配捐制度下多次出现套、骗情况的大病筹款项目也存在诸多问题。开展这些项目的慈善组织本应对非特定群体进行捐助，以期以合理的结构安排善款资助、完善大病兜底体系。但多年来资助特定个人的不规范慈善模式，反而简单粗暴地获得了筹款金额上的巨大成功。这也使得项目们始终留恋旧路，缺乏变道的勇气。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在近日专栏文章中写道：“有不少大病救助类慈善组织热衷于募捐数量的增长而放弃底线，不仅直接或者变相为特定受益人开通募捐通道，甚至将此作为主要筹资方式。”

这个问题背后，是公益伦理共识的严重缺位，行业自律也近乎空谈。

9958项目“骗捐”事件曝光，引发业界的反思：配捐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我们还需要继续做配捐吗？《中国慈善家》走访多位业界专家和公益实务负责人，他们对于这个问题，还存在一些分歧。

徐永光明确地反对持续现有的配捐制度。他认为，当一个制度已经难以控制其中的污垢滋长、长期成为违法行为的利用目标时，就应当果断地移除。“不能想着靠它去把公益文化、公益文明建设好。它初衷是好的，但是目前来看，结果并不好。”徐永光向《中国慈善家》表示。他进一步提议，可以将原本用以配捐的资金投入到“事后奖励”的模式中去。

“一个项目结项后，要评估它的操作、流程规范。对于遵守规矩的、执行得好的，可以把原本的‘配捐’资金池拿出来作为他们的奖励。那些逼捐的不仅拿不到奖励，还要追究他们法律责任。这样，大家不就都按规矩办事了？这对于整个公益的生态建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徐永光说。

而这种构想，其实与目前互联网平台调整配捐细则、所希望引导的方向一致。

但更多学者则表达了“根本问题并非出在配捐模式上”的观点。他们并不认为因为一次风波，就必须叫停配捐。

“这（诈捐事件）跟配捐没关系。就如同某部电梯出了事故，或许是物业疏于维护、管理造成的，又或许是电梯失灵造成的，但不能因此就说全世界的电梯都不许坐了，没这个道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对《中国慈善家》表示。

一些专家认为，“诈捐”“套捐”多是出现在大病筹款领域，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于变革大病筹款依赖向个人捐赠的模式，同时还要从法律、行业两方面约束相关慈善行为。

“（9958项目的）‘返款’式募捐不是公益，而是以公益资金为获利来源开发的投资理财手段。”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向《中国慈善家》梳理其中逻辑，“这个过程中，真实的捐赠过程根本没有发生，是以假借的‘捐赠’名义或形式，套取真实捐赠者的资金，‘配捐’在此模式中的角色是被骗对象，模式的问题不是配捐，而是‘返款’，或‘套捐’。”

邓国胜则认为，本次9958事件中柯某孝疑似利用配捐“理财”失败，恰恰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互联网平台的规则调整并非没有效用。“算法调整以后，这些人通过老套路能拿到的配捐比例可能会非常低，拿不到配捐，骗捐的游戏也就玩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到配捐规则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关注公益伦理倡导的叶盈，则直言建设行业的价值共识是解决配捐相关问题、乃至建设良性行业生态的重中之重。“我们目前的慈善领域与其说是行业，不如说是一个产业，有利益共同体，但在价值观层面还没能形成一个共同体。除了最基本的法律法规，‘什么是行业伦理的底线’并没有共识。”她向《中国慈善家》表示，“整个行业的观点是非常割裂的，也仍然存在很多‘谁筹到钱谁就更牛’的功利主义观点，而一些建设性的尝试，却很难在行业内获得支持和推动。”

对于配捐模式产生的种种问题，最终还是回到了对于行业建设、对于公共概念与公益信念的诉求中。“你做一件事情，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标和价值导向？这个问题很重要。”徐永光说，“我觉得对于这次的事件，整个行业都需要反思。” 

康晓光指出，一个行业成熟的标志，最重要的是行业文化的形成，行业要有清晰的善恶是非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这些问题上应该形成共识。“一旦做错了，会受到舆论的压力，千夫所指，这比判几年刑、机构关门等要严厉得多，基本上在这个圈里就社死出局了，这才叫真正的行业文化。” 

值班编辑：杨永洁